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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星声明为何沦为“废纸”一张?

  中新网北京7月18日电(记者 刘越)“公司声明当然有真有假,但人只要看过假的声明,就很难相信真的了。”

  日前,前“娱乐圈法务”、现脱口秀演员孙嘻在某档节目中的表演火了,网友笑称其为“最强嘴替”。诚然,近年来,“律师函警告”成为娱乐圈常态,但声明在大众眼中却越来越接近“一张废纸”,只因“套路太多,真诚太少”。

  脱口秀演员孙嘻吐槽给娱乐圈艺人写声明。视频截图

  为何娱乐圈执着于发声明?

  “娱乐圈声明”究竟是什么?

  根据发布主体的不同,“娱乐圈声明”通常分为艺人声明、艺人公司/工作室声明及律师声明三种形式,声明内容一般包括陈述经过、澄清事实、法律正告三个部分。

  “娱乐圈声明”的含金量几何?

  从法律层面看,律师函是专业提醒,司法文书才是终极裁决。“娱乐圈声明”的意义在于提醒、敦促、通知、警告,本质上不具有法律强制力,只有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等官方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书才具有法律强制力。

  既然实际效果有限,为何娱乐圈还执着于发声明?

  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行业的现实逻辑。当负面舆情袭来之时,公众人物可通过发布声明的方式从而高效地澄清事实、表明态度,其在维护演艺人员合法权益、避免舆论恶意发酵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正向意义。

  声明成为娱乐圈常态。图源社交媒体

  “艺人、公司以声明的形式公开表达法律态度,是在保护己方合法权益的同时,最大程度消除对相关商业品牌、影视版权方等合作主体的负面影响。”

 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朱晓磊律师指出,艺人作为利益综合体,负面舆论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,影响多方利益。当艺人被曝出负面舆论时,及时针对具有诽谤意义的“谣言”发表声明,澄清事实并表达法律态度,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给品牌方造成的负面影响。

  不仅如此,在“流量为王”时代,粉丝群体是艺人事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。粉丝作为艺人的支持者,无法忍受艺人受到攻击与伤害,而针对负面舆情的公开声明是安抚粉丝的“强心剂”。

  “如艺人出现负面舆情,而公司不通过维权声明来澄清事实,维护艺人合法权益,那么将面临来自粉丝大规模的质疑,近期也不乏出现粉丝提出工作室/经纪公司不作为的热搜话题。”朱晓磊表示。

  从“权威声明”到“废纸一张”

 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,原本用来合理维权的声明,近几年在实践中逐渐“跑偏”,降低取信大众的效力。

  2018年11月28日,羽泉20周年演唱会前夕,歌手陈羽凡被曝涉毒。其工作室上午还在发布辟谣声明,强烈谴责“造谣”和“散播谣言”,孰料下午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通报便坐实其“因吸毒、非法持有毒品被行政拘留”,被网友戏称为“史上最快打脸”。

  2021年7月19日,“顶流”吴亦凡在社交平台斩钉截铁地否认“选妃”“诱奸”“迷奸未成年”等传闻,宣称:“如果有这类行为,我会自己进监狱!!”讽刺的是,仅12天后,北京警方就发布了刑事拘留通报。

  吴亦凡否认“诱奸”“迷奸”后,北京警方通报其被刑事拘留。图源社交媒体

  2022年9月10日,演员李易峰本人及工作室发布声明,大谈“李易峰三个字应活在作品与社会责任中”,否认“网传嫖娼被拘”。次日,“平安北京”通报:李某某对多次嫖娼供认不讳,已被依法行政拘留。

  不得不说,明星声明的“跑偏”,首先得“归功”于那些明目张胆的“违法硬刚”。而更隐蔽的信任消解,藏在以春秋笔法“选择性回应”的文字游戏里。

  网友早已练就“逐字逐句扒声明”的本事:“自愿交往”不代表“没有伤害”,“目前单身”不等于“从未恋爱”,“否认强制粉丝堕胎”不等同于“没有堕胎”。更有甚者,直接用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“假”字含糊其辞,为日后的“翻车”留足了解释空间。

  声明或许能成为部分艺人负隅顽抗的遮羞布,但“狼来了”的把戏玩多了,公众也就不信了,声明也就“废纸”化了。

  谁该为虚假声明负责?

  “每一次哥哥撒谎的背后,都会有写声明的人,为他付出道德上的代价。”孙嘻的调侃,道尽了“娱乐圈法务”的黑色幽默日常。

  “说谎”的代价是什么?朱晓磊指出,若艺人存在违法事实却事先发布“否认声明”,虽然声明本身不会直接加重其违法行为的责任,但这种不诚信行为必然招致强烈的舆论批评,并极可能导致合作品牌解约、行业抵制甚至被封杀的严重后果。

  “如果经纪公司或律师在明知声明内容虚假的情况下仍然发布,他们可能面临行业监管部门的处罚。但如果其对虚假内容并不知情,仅依据艺人的单方面陈述发布声明,通常无需承担法律责任。若艺人的虚假陈述给经纪公司或律师造成了损失,后者有权向艺人追偿。”

  脱口秀演员孙嘻吐槽给娱乐圈艺人写声明。视频截图

  对于声明中常见的“目前单身”等模糊表述,朱晓磊认为,只要存在事实基础且不突破法律框架,通常不构成欺诈,但这种“顾左右而言他”的姿态必然塑造“不诚恳、不担当”的负面形象,加速公众信任流失。在当今舆情发酵迅速、网络信息留存度高的环境下,一旦声明被后续确凿证据推翻,艺人将陷入极其被动的舆论困境,形象上的重大打击往往难以挽回。

  “假声明”引发的信任危机,其影响远不止于个体艺人的形象崩塌,更对整个行业生态造成了深远冲击。朱晓磊表示,“假声明”的存在严重透支了公众对明星声明的信任基础。当艺人真正遭遇谣言时,即使发出的是真实的辟谣声明,公众也倾向于怀疑,导致谣言无法被有效遏制,损害后果反而扩大。

  他举例,2021年,多位艺人遭造谣时扎堆报警维权,正是声明公信力“不服众”的体现。“从艺人、公司的角度,声明不服众,民事诉讼的周期过长,而谣言对艺人的伤害过大,动辄数亿人次浏览量,仅能通过报警的方式来快速表明自身态度。长此以往,维权成本将不断攀升,不仅耗费巨大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,也可能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。”

  律师:法务人员须履行“审慎义务”

  曾经,某艺人塌房前最后一份错误连篇的声明,被网友嘲讽“律师不专业”。但在孙嘻看来,那可能是同行的“精神崩溃”:他把逗号放在句号后,或许是想悄悄告诉大家——“这句话挺逗的”。

  无独有偶,日前某演员发表的声明中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被误写为《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,引发热议。朱晓磊指出,从法律层面看,该律师事务所事后及时更正,笔误无特别影响;但从舆情层面,这类疏忽极易引发公众对艺人、经纪公司、律所的负面评价,影响专业形象。这也警示从业者,发布声明前必须充分审校,避免因细微疏忽招致负面舆情。

  因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被误写为《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,该律师事务所发布道歉声明。图源社交媒体

  那么,法务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应如何履行“审慎义务”?朱晓磊表示,针对不同事件,法务人员的审核义务程度不同。譬如艺人被指吸毒,即便当事人否认,法务人员也可通过技术手段验证,只有获得权威部门的检验结果后,才能据此发布声明;而对于只有艺人本人知晓的私生活内容,法务人员应要求艺人签署承诺书及笔录,在其承诺内容真实、愿负法律责任的前提下,才可发布相关声明。

  同时,朱晓磊坦言,这种核实机制有一定效果,能初步筛查内容真实性,但漏洞也客观存在,若艺人刻意隐瞒只有自己知晓的内容,核实机制便可能失效。因此,他建议,行业需探索更稳妥的声明形式,例如通过援引生效法律文书或鉴定结论增强说服力,对私德争议不贸然定性,改为公示维权进展并表达“相信司法公正”的态度,而将法律结论的定性主体交给司法机关。

  若艺人坚持要求发布高风险声明,律师是否有权拒绝?朱晓磊强调,律师执业需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及相关规范,对违反法律法规、违背职业道德的要求,有权且应当拒绝。尽管拒绝可能引发当事人不满甚至解除委托,但坚守法律与道德底线,才是律师良性发展的基础。(完)

【编辑:曹子健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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