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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浙江日军细菌战旧址:让参观者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痛楚

  中新网杭州6月30日电 题:访浙江日军细菌战旧址:让参观者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痛楚

  作者 林波

  在夏日蝉鸣中,带着暑气的热风掠过浙江义乌崇山村林山寺遗址的“不忘国耻”纪念碑,碑文在斑驳的树影中若隐若现。

  每年11月18日,村民们总会聚集在村口的“劫波亭”,悼念一场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灾难——1942年,侵华日军在此地实施细菌战,将这座江南古村拖入人间炼狱。

  近日,作者参加浙江省档案馆组织的“我在档案现场 解密档案故事”活动,循着幸存者的口述、档案馆的墨痕与跨国诉讼的足迹,重返那个至暗时刻,触摸一段被鲜血浸透的集体记忆。

2025年5月,义乌崇山村“劫波亭”一景。 (浙江省档案馆供图)

  鼠疫肆虐:一个村庄的生死劫

 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,日本感到战争资源严重不足,为了在军事上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,日军采取了一系列行动,其中一项就是在浙江、江西等地进行“保号作战”,实验在实战条件下用飞机撒布各种传染病菌的有效方法,把细菌战作为施压的一个手段。

  “(民国)二九年十月四日敌机在衢县水亭门上空投掷小麦乌麦粟米等物品,旋于该处各水池中发现印度蚤甚多,而第一例鼠疫病人即发生”……在浙江省档案馆,这份《航空委员会代电》档案,就记载了1940年10月4日,日军在衢州投放鼠疫跳蚤的经过。

  1941年9月,日军七三一部队播撒鼠疫跳蚤引起的鼠疫,传播到义乌县城进而爆发,并于次年秋扩散到义乌江湾崇山村。

  “两周间死亡达97人。”原义乌市档案局(馆)副局(馆)长王越是崇山细菌战受害者遗属,他说不到两个月内,崇山村400多人丧生,23户死绝,死亡人数占了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。

  “王焕章”“王基法”……在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名单上,详细记录着崇山村因细菌战丧生的411人。这一个个名字背后,是411个曾经鲜活的生命,是300多个家庭的破碎与悲痛。

  他们本应在江南的烟火里安然度日,在崇山村的田野间劳作欢笑,可那无情的细菌战,如恶魔般吞噬了他们的生命,给宁静的村庄带来灭顶的灾难。这份名单,是血与泪的见证,是历史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印记。

  崇山村村民王基木至今记得母亲临终的模样:“口渴难熬,浑身抽筋,不到两天就走了。”他的童年被妈妈、妹妹、表妹的接连离世撕碎,空荡荡的柴房里,只余下未燃尽的艾草香。

  但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的“活体解剖”。为验证细菌战效果,医疗队以“救治”为名,将40多名患病村民骗至林山寺,进行活体解剖,将检出的鼠疫菌命名为“松山株”。

  王越曾向父亲问起祖辈遭受细菌战劫难的事。他的父亲老泪纵横,哽咽地说,“那是一场人祸,家里的房子烧了,没处住,只能住到野外;你的大姑是被‘日本佬’骗去看病,死在林山寺”。

1942年6月3日的日本《朝日新闻》。 (浙江省档案馆供图)

  焚村灭迹:火海中的真相挣扎

  走进义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(义乌)陈列馆,庄严肃穆,8600平方米的空间里,700余张历史照片、数千份档案资料,还原了这场反人类的罪行。

  一张报纸上的照片引起了作者的注意。这是一张1942年6月3日的日本《朝日新闻》报纸。在这张报纸上刊发了这样一张图片——日军到义乌稠城清理消毒,以防疫为名将染病居民清走,便于部队驻扎。

  “细菌战属于秘密战,这张新闻图片就是铁证,也是细菌战中国原告团去日本打官司的重要证据。”王越告诉作者,1942年11月18日,日军为了防止疫情影响自身安全,纵火焚烧了崇山村。大火烧了二天二夜,531间房屋化为灰烬,700余村民流离失所。

  崇山村的悲剧只是冰山一角。细菌武器的危害远比想象的深远。

  这场灾难如同瘟疫一般,迅速波及杭州、金华、衢州等8个市、约30个县。它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,而是一直延续到了战后,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和创伤。

  在细菌战中幸存下来的人,不少人得了烂脚病,“烂脚”不断折磨着他们。

  2014年8月13日,浙江省档案馆首次公布了包括《黄绍竑关于日军在金华投放细菌弹给蒋介石的密电》档案在内的13份抗战时期细菌战档案,其中8份是往来文件,5份是疫情报告,全部用原件的形式还原了历史真相。

  这份沉重的卷宗被数百次调出借阅,泛黄的纸张、带缺口的边角、略显模糊的字迹,将血淋淋的历史原貌不加任何修饰地展现在后人面前。

《航空委员会代电》档案。 (浙江省档案馆馆藏供图)

  铭记与重生:遗址上的和平誓言

  从1994年起,崇山村后人、学者王选等受害者代表踏上跨国诉讼之路。2019年,义乌市委、市政府在林山寺遗址旁建成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(义乌)陈列馆,距崇山村不到一公里。

  2024年6月,日本学者捐赠的近千件细菌战史料抵达义乌。文件夹上,“日中友好,日中不再战”,这简单的几个字,或许承载着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和平的渴望。

  如今,在崇山村,“不忘国耻”碑文与新建的和平公园遥相呼应。

  王越说:“遗址是历史的证人,它让参观者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痛楚。”

  而今,64岁的王越仍常来陈列馆义务讲解,他指着馆内复原的“东京地方法院”场景说,“受害者家属要的不是赔偿,而是为亲人申冤”。(完)

【编辑:苏亦瑜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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